IMI微课堂 | 戴稳胜:绿色金融的理论前沿与落地实践
编者按
新冠疫情爆发至今,已从经济和环境两大层面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危机。作为化解双重危机的重要方式,“绿色复苏”逐渐成为推动经济恢复的重要议题。去年9月,习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 “30·60”碳中和目标,为我国下一阶段的能源转型和绿色低碳发展指明了方向。2021年1月,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加快补齐认知水平、政策工具、手段措施、基础能力等方面短板,以促进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治理、生态保护修复等协同增效,为实现碳达峰及碳中和的目标提供有效支撑。我国碳中和的承诺及相关绿色措施的实施将进一步促进疫情后的经济复苏,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我国能源结构朝清洁、可再生能源的转变,促进产业的绿色、可持续转型。
为深入讨论相关主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与西瓜视频合作,推出短视频栏目“大金融前沿”微课堂第二季,邀请业内专家学者围绕“绿色金融创新支持低碳转型发展”这一主题畅谈热点话题。
本期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IMI特约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戴稳胜,将分为5节为您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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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 绿色金融以怎样形式支持双循环?
“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通过国际贸易来实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已经不再行得通了,所以我们把重点转入到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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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双循环的大背景之下,绿色金融如何能够支持双循环的实现。首先,要理解什么是绿色金融。在宏观的背景之下,金融定义为关于货币发行、流通、回收等的一个学科。而在微观上,金融就是对货币资金进行跨时空调配以实现效用最大化,从而收益最大化的产业。那么,绿色金融就是通过调配金融资源支持绿色产业发展。金融从本质上就是一种资源调配的工具,要重点发展哪个产业哪个方向,就通过这个工具将资源向该方向调配。
双循环是什么?双循环实际上是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考虑到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通过国际贸易实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已经行不通的情况下,提出的将重点转入国内市场,通过发展内循环提高本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发展质量。
理解绿色金融如何支持双循环,首先要全面客观地认识双循环。第一点,双循环要扩大内循环,提升国内经济发展质量。同时,发展内循环不意味着关起门来只搞国内建设,内循环的发展离不开外循环,还要保持开放状态,从而吸引国际资本和产能进入,推动国内经济发展。但是,吸收资本和产能不再不分好坏。因此,双循环的第一点就是保持对外开放,必须要保持一种高质量的、高品质的对外开放,提升对外开放的层次,以绿色的、可持续的、永续性发展的思路去考察海外进入中国的资本、生产技术。要有助于我们的产业转型升级,有助于我们产业提升,有助于我们消费质量的提高。内循环保持开放目标的衡量标准与绿色金融的标准是相一致的。
第二点,双循环的重点是提升国内生产消费的层级。要保持高品质的生产和消费就需要绿色金融的引导。
第三点,要保持国内国际两个循环,两者需要相互的促进和提高。关于绿色金融的概念,不同的机构有不同的定义,比如G20定义为“在环境可持续发展背景之下提供环境效应较优秀的一种投资活动”。OECD为“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污染、碳排放和垃圾,并且提高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的金融”。人民银行在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所谓的绿色金融就是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利用的一种经济活动,也就是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设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金融服务都叫做绿色金融。由此可见,不管哪个机构对绿色金融的定义都有一个核心目标,即最终要落实到实体经济,为社会提供绿色的、可持续的、健康的产品。这与双循环的目标完全一致。双循环希望产业的转型升级,消费的升级,提高它的水平,而健康、绿色、可持续本身就是绿色金融的根本目标。所以,绿色金融可以通过对有助于产业转型升级的、有助于清洁能源利用、有助于减少碳排放、有助于降低垃圾排放量的产业进行投资,从而引导产业的转型升级,引导有助于环境永续发展的、有助于这个绿色健康产业发展的供给提高。一般讲绿色金融,都不谈消费金融,事实上我个人认为可以把它引申到对符合低碳环保的消费项目提供一定的消费金融支持。所以,无论是从供给还是从需求,无论是从产业的引导导向还是从对现有产业的转型升级等多个角度,都可以发挥绿色金融的特长和作用,促进双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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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 绿色金融可以怎样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关于绿色金融引导双碳目标,其实它有一个前提,就是要知道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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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怎样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呢?其实由碳达峰、碳中和与绿色金融的概念可以看出来,绿色金融的发展跟双碳目标的实现是一致吻合的。绿色金融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碳达峰、碳中和本质上是对实体经济生产提出的转型升级、保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要求,实现它是一场战役。要赢得这场战役,实体是钢、金融是气,只有钢没有气是打不胜的,当然反之亦然。所以,既需要实体经济的发展,也不能少了金融的支持。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主要通过两大形式。一种方式是纯粹的服务实体。还有一种方式是金融引导实体。
服务实体实际上是实体经济本身的变化跟需求作为金融的一种原生动力,金融是按照实体经济低碳转型要求来提供合适的服务手段。包括在期限、结构、总额等方面满足实体经济对绿色经济的融资需求,这是一种服务,这种服务本身的内生动力是由低碳实体经济来驱动的。比如国内的拉闸限电,对出口某些产品取消出口退税,也有的是加税,由此引导实体经济往绿色可持续方向去转换。无论手段怎样复杂,都是着眼于实体经济的。这时金融纯粹按照利润最大的原则来满足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金融部门更多是辅助实体经济的转型发展间接地推动绿色循环经济。
金融引导实体经济的概念更早是科技金融领域提出,包括战略新兴产业的支持等。这种引导是以资金配给的方式来影响实体经济对资源的配置,从而实现金融调配资源的目标。这里的调配,科技金融领域比这个绿色金融路径相对清晰。在过去,中国的科技相对欧美还是比较落后,比如北京京东方,当时北京银行对其长期大力支持,本质上就属于金融资源引导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但这种路径是已知的,因为技术路径别人已经实现了,比如光刻机,至少知道它是可以实现的且理论也是已知的,只是实现的工程可能比较模糊,这时通过资金的配给去调动资源,引导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可以对科技进行突破。同时可以通过设立各种科技创新和金融支持,包括减税、科技保险的保费的减免等方式。
(引导的模式)对绿色金融而言相对难,关于绿色经济发展的路径,绿色经济最终实现的模式,国内还需要研究。所以,关于绿色金融引导双碳目标其实有一个前提,就是要知道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这种路径比如包括对低排放、可重复利用、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的投资,对过去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转型路径如何实现。从而可以针对性的降低减排活动的成本,或是增加高碳活动的费用,从而降低其收益,即通过提高减排活动的收益,降低高碳活动的收益来调整两者之间的相对成本、相对收益,引导实体经济往低排这个领域去进行资源投放。
“从所有市场参与主体角度,从政府的角度,整体地提高叫做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的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节能减排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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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要实现双碳目标和绿色金融的发展就需要双管齐下。也就是既要搞好传统金融,以便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低碳转型的融资需求。同时更要建立完善的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做好绿色金融参与者的信用评等、培育等,推动引导型的绿色金融发展。
比如做好传统金融,要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在融资结构方面直接融资比例太低,这虽然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一致,但不去看成因,呈现的结果就是国内的融资结构中直接融资比例低。另外,债券市场的评级体系和违约处置机制都不够完善,资产证券化程度不高。在绿色产业发展过程中,大规模的技术投资或者技术改造项目更需要依靠直接投资的发展,仅仅靠贷款相对较难。由于银行贷款有若干硬条件如风险管理的要求,因此间接投资就不如直接投资,大规模的技术投资改造项目需要直接投资的发展。再比如长期固定资产项目需要更丰富的资产证券化产品,而这种产品国内目前缺乏,归根到底就是因为这些项目不标准,一旦金融产品非标准,那么它的流通性就会有问题,产品开发就也会有问题。另外,绿色债券市场还需要专业化评级等,这就需要推动传统金融改革,以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
这就是如何通过绿色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对传统金融进行各种改革完善,从而服务于实体经济对绿色金融的要求。而在引导方面,建立绿色金融基础设施,从而完善绿色金融引导双碳目标实现。这样的绿色基础设施就包括严格统一的绿色金融产品的标准,有效的这种信息披露机制,规范的法律法规,如果没有这些,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交易成本、摩擦成本就会提高。再举个例子,比一些绿色的项目需要政府部门提供政策性的支持,这时如果没有一种比较完善的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包括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信息披露机制等,那么政府如何对这些项目进行考察,怎么去防范洗绿漂绿,若要加大各种调查,成本则会很高。
除政府部门,机构也是一样,机构投资者同样,也要对绿色金融参与者进行培育。这就包括各个方向,包括政府、包括市场主体,市场主体还包括供需双方。政府在设计绿色金融支持政策的时候,要把绿色金融纳入机构的考核范围,要防范绿色金融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比如没有边界地支持绿色金融发展,原先沉淀的大量高碳资产可能因此严重贬值,而高碳资产的严重贬值可能引发当初投资的银行的风险。所以,政府在设计绿色金融支持政策的时候,就需要进行综合平衡的考虑,不能仅仅只考虑一方面,本着良好的愿望,极有可能诱发不可控制的恶劣风险,所以需要全方位的培育,这是指政府。
而市场参与主体,包括供给者、需求者、投资者,这样的培育就包括培育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节能减排意识。比如投资人对项目进行投资的时候,就要对这些项目是不是绿色项目进行多方面的考察,另外,实际上绿色减排项目相对于一些传统项目,它的收益可能不占优势,且风险说不定还会更高。如果投资者没有这种社会责任意识和节能减排意识,市场就可能在绿色金融投资方面不足。同时,生产者需要在新投资领域提高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包括非上市公司、科创板上市公司也需要对自己的社会责任有一定的这种披露。需求者其实也有自己的这种绿色减排的意识,在绿色减排产品消费方面愿意付出更高的成本。
从供需双方,从所有市场参与主体角度,从政府的角度,整体地提高叫做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的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节能减排意识,减少高耗能产品的生产和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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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 为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有哪些碳减排工具
“中国理应承担起为全球绿色金融、绿色发展探索一条新兴之路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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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从政府、生产者、消费者角度阐述了绿色金融对经济双碳目标的实现等方面的支持,讨论了金融科技对绿色金融的助推作用。事实上,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的探索,完全可以为全球的绿色发展做一个好的榜样。
70年代,就有人提出了环境金融、生态金融。其实跟绿色金融是一脉相承的。在90年代就有了相对完善的生态金融的相关概念。绿色金融的发展国际上要比中国早,标准体系建立也较全。比如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就已经通过了《京都协定书》。这是第一份设定强制性减排目标的国际协议。到2015年12月,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黎协定》,在2019年6月,欧盟发布了《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欧盟绿色债券标准》、《自愿性低碳标准》三份报告,其中的分类方案成为欧盟可持续金融发展的重要基础,10月,欧盟与中国、印度、加拿大等国家共同发起了《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英文简称就是IPSF。12月欧盟又发布了一个绿色新政,还有路线图,它的内容就包括了可持续金融和投资。2020年2月欧洲证券与市场管理局(ESMA)发布了《可持续金融战略》,战略里详细阐明了ESMA计划怎么把环境、社会、治理就是ESG(environment social governance)这三个因素嵌入到工作当中,并且促使可持续发展理念成为市场发展的一个核心。到2021年2月,G20又恢复了可持续金融研究小组,中国人民银行继续担任联合主席,从回顾上看,国际上发展很早,并且相对规范,报告、指引要比中国全得多。
那么何以认为中国的探索能成为国际的标准?因为中国一旦开始,速度真的很快,事实上,对于环境以及可持续发展这样宏大规模的议题,对超时空碳排放的负外部性的管理,中国政府治理的模式是有独到优势的。从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的体制已经展现这样的一种生命力。由此,中国理应承担起为全球绿色金融、绿色发展探索一条新兴之路的重任。
目前,中国在促进绿色金融发展,构建绿色金融基础设施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就。比如2014年,人民银行跟联合国规划署可持续金融系统探寻项目联合会联合成立了一个中国绿色金融工作小组,提出了建立绿色金融体系的14项建议。随后几年,像《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关于建立绿色贷款专项统计制度》等一系列的文件都已经出台,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绿色金融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绿色产业、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分类标准。2019年3月,发改委出台了《绿色产业指导目录》,对绿色产业的划分有了比较完善的规定。绿色的金融工具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践,以及监管部门的指导意见和规定,分别有了自己的分类方法,比如说信贷和债券的分类规则,最为成熟,绿色信贷在2013年就发布了《绿色信贷统计制度》,明确划定了项目范围,这是新兴市场首批建立绿色信贷制度的尝试之一。绿色债券参考《监管指引》或《项目目标》,发改委发布了一个《绿色债券发行指引》,该指引明确了募集资金必须用于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再比如说2015年发布了《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等,2019年政府又对绿色产业分类进行了一个细化和调整,把绿色产业分成了6大产业,包括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态环境农业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产业、绿色服务产业。这是第一,我们建立了自己的标准。
第二,对绿色投融资工具的评价体系也在逐步的形成。目前的评估规则相对完善的就是绿色信贷。2014年建立了一个绿色机构、绿色信贷自评价体系,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进行评价。从绿色信贷业务开展的状况,包括信息披露、监督检查等等的角度进行监督考察。这是一种定类的标准。定量标准把节能环保项目贷款、两高(高耗能、高排放)一剩贷款、二氧化碳减排这些可以量化的指标纳入了考核标准。
2018年人民银行提高了对绿色贷款评价的频率,并且把人民银行作为一个外部评价者,把评价结果纳入到宏观审慎考核标准类,叫以评促建。另外ESG投资标准也在形成当中,ESG投资标准实际上就像一个指标体系,从ESG三个维度分了22个二级指标,底层一共有100多个底层指标,从而构成了ESG投资的标准。
“像非洲有一个国家的风电场,就是因为非洲投资基金结合欧洲的一个投资银行,只是给了2000万欧元的担保,就激发了私营部门的投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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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就是法律体系和监管规则也在逐步形成。中国2018年把生态文明纳入了宪法,这一举措使得绿色金融有了间接的法律地位,人民银行还设立了“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简称绿金委来监督绿色金融的发展,而且针对不同的工具采取了不同的监管手段。比如绿色贷款要向金融统计监测管理信息系统进行专项统计的报告,上市公司必须对生产过程主要环节的污染物、主要处理设施、处理能力等进行信息披露。科创板的公司要对自己的社会责任等进行信息披露,虽然存在信息披露不够充分,对非上市公司还没有强制性的要求等问题,但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总体看来,中国在绿色金融的发展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的探索,其实足以成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借鉴的一个对象,一个标准,一个榜样。
中国在2021年9月下旬,正式宣布停止对境外兴建煤电项目的投资。最近,《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也在昆明召开,多方面的信息其实已经表达了中国对于绿色发展的重视,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对于可持续发展,对于“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这种理念的坚持。
另一方面,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不可剥夺的权利。前些年,对于人均碳排放标准的设立,西方国家总是希望用碳排放总量来限制中国,尽管中国承担起了这个重任,但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比如“一带一路”中的跟多国家,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其实不足以支持其承担对应的担子。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该担起这样的责任,既要保护地球,既要实现人类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既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还要保障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权利。
我经常讲一切自然科学都是社会科学,在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过程中,更主要的是自然科学的支持,同时一定会需要绿色金融的支持,在绿色金融支持绿色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应该担起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责任,虽然我们起步较晚,资金缺口还较大。中国今天在凭一己之力实现绿色转型目标,但指望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靠自己来,是不切实际的,他们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支持和帮助。在这一方面中国应该为他们树立一个榜样,包括比如探索绿色金融相关技术,然后在“一带一路”倡议落实过程中,尽可能的将这些技术结合当地的产业发展状况进行转移,然后协助这些国家制定统一的绿色标准,完善绿色金融基础设施,提升绿色产业绿色金融的能力。中国在发展的同时,要结合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比如以“一带一路”作为抓手,从“一带一路”国家开始落实这些手段。第三,提供绿色资金的支持,利用多边金融机构,发挥其的积极作用,以公共部门的投入来带动私营部门资金的投入,这方面其实是有鲜活的案例的。像非洲有一个国家的风电厂,就是因为非洲投资基金结合欧洲的一个投资银行,只是给了2000万欧元的担保,就激发了私营部门的投资热情,从而完成了6.5亿的融资需求,使得风电厂顺利的落地实施,并且实现了效益。通过公共部门带动私营部门的投资,丰富绿色投资工具,把这种可持续绿色金融理念嵌入到国际金融合作的进程当中。这就是中国如何在实现本国绿色金融支持绿色经济的发展进程当中,同时以丰富的绿色金融工具,相对完善的绿色金融监管引导机制等,来为全球的绿色金融发展树立自己的榜样,引导全球绿色金融支持绿色经济发展。
绿色金融是一个方兴未艾的新兴行业,也是一个有着远大和光明前景的行业,欢迎金融部门、实体产业、各行业的人关注这一个领域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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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 Fintech为绿色金融产品提供怎样的助力
“实际上金融有一个特点,它始终会去寻找成本最低的价值洼地。当绿色债券支持的领域得不到一种特别明确的政策支持,它的市场就不愿意去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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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Fintech可以为绿色金融提供什么样的助力。中国从1995年提出绿色金融以来,绿色金融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2020年,我国的绿色信贷规模已经接近12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一位。而绿色债券到2021年已经到了1.3万亿,位居全球第二,绿色保险等也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绿色金融在中国取得的成就显著,但是也存在着若干问题。首先是绿色金融供给和需求不匹配。第一是规模不匹配,需求很大,供给不足,但更重要的是结构不匹配。比如从绿色金融的需求角度,电力和绿色建筑对绿色金融的要求特别高,但在这方面目前供给很少,而在交通运输方面,绿色金融供给就很多。比如从绿色金融工具的角度,绿色金融工具相对单一,没办法满足多样性的融资需求。目前绿色信贷占到了90%,绿色债券才占到了7%,绿色股权投资只占到3%,绿色投资的需求被产品工具的单一化所压制,没法得到更高的这种发展,这是第一点。
第二,标准不够统一,同时跟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也有差距。比如中国人民银行2020版绿色信贷支持项目里删去了煤炭清洁利用等化石能源相关项目,但是绿色信贷2019版项目里没有把它删去。另外,一部分绿色金融标准里有一些绿色项目并不太符合碳中和目标下的0碳排放的要求。即便是同一个金融产品,比如绿色信贷,不同的监管部门对它的标准也有差异。比如核电在发改委绿色产业指导目标2019版和中国人民银行绿色贷款专项统计制度中都属于绿色的范围,但在银保监会绿色融资项目统计制度中就不属于绿色范围,而在绿色股权方面就压根没有统一标准。为了防止洗绿漂绿,即明明不符合绿色金融的项目,但通过材料的处理将其包装为绿色的,从而获得绿色金融的支持,我国的绿色信贷范围也因此比较窄,和海外不一样,只有用作绿色产业发展,降低碳排放的贷款。而很多的国际绿色标准里,把推动高碳排放产业的绿色化,还有环保、环境风险管理这样的项目也纳入了绿色产业的范围。再比如绿色债券方面,国内的项目有个限定,就是募集资金的使用,外部评估跟国际标准也不太一样,在这个项目上,我国在气候变化的适应、绿色服务这方面就比较少,而气候观测预警、环境权益的交易服务等方面基本上就是非常少,市场也没有人愿意去尝试。实际上,金融它有一个特点,它始终会去寻找成本最低的价值洼地,当绿色债券支持的领域得不到一种特别明确的政策支持,它的市场就不愿意去尝试。在资金使用上,我们允许做绿色项目的银行贷款,做债券是允许去偿还的,同时还允许用债券获得的资金来充足运营资本金,但是在海外只能全部用于绿色项目。在外部评估方面,海外发行债券、第三方评估、信用认证等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绿色标准,而且会有详细的这种资金投向,发行后评估等,都有详细的这种标准,而且有足够的中介机构、组织监督机构和评估机构,这样就有助于市场评估发行主体债券的时候,对项目的环境表现等方面进行充分的评估,国内这方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意见。包括信用评级、绿色项目运营过程中全链条的评估我们还不够,这是第二个方面的不足。
第三,信息披露有短板。这其实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完善绿色信息披露是一个绿色产品设立决策的核心,投资需要有充足的信息披露,比如一个投资人想对一个绿色机构或者是号称有着远大前景的一个绿色项目去投资,如果信息掌握不周全,投资肯定不放心。只有信息披露充分,才是防范洗绿漂绿、信息不对称以及防范风险的基石。目前我国在绿色信息披露的方面还有若干不足,比如强制性不足,标准不统一,范围比较窄,对绿色债券发行企业标准也不统一,这种不统一就是我们信息披露最大的问题。企业、金融机构、监管层之间对信息共享机制也不足。
这是三个问题,首先是信息不对称,比如判断一个项目是不是绿色项目,对投资者而言,如果能够有一个权威公正可信的第三方对这个绿色项目贴个标签,就不需要自己再去调查,那么投资的成本就很低。再比如投资的去向,如果总让投资人对它进行监管,成本就太高了。二是标准不统一,绿色资产评估标准,信息披露标准等不统一。而这几个问题,Fintech正好是可以解决的。金融科技本身的概念是基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等一系列的技术创新,把它全面应用于支付清算、借贷融资、财富管理、零售银行、保险、交易结算等几大金融领域,就是来解决这样的问题的。它解决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降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交易成本,改善优化金融交易的流程。
“其实在手机上,完全可以设立这样一种个人的应用,方便个人参与这种绿色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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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科技在绿色资产、识别认证、风险溯源、能效管理、信息披露、共享平台等各个方面和环节为绿色金融和绿色发展提供便利,降低交易成本。包括你的调查成本,包括交易中的摩擦成本。金融科技在绿色金融的领域的应用,国内外都有成功的案例。国际上,金融科技在绿色和可持续金融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已经出现了若干个具体案例。比如用区块链技术建立一个碳抵销项目的市场。碳抵销就像增值税抵销,拿进项发票抵销要交的税。碳抵销就是购入的东西本身就是一种低碳绿色的产成品,就可以抵销产生的碳排放。区块链的特点又是可追踪、不可更改,所以在国际上已经出现利用区块链技术来建立碳抵销项目市场,支持绿色债券发行,同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搭建太阳能交易平台,通过手机应用帮助个人投资者参与绿色投资。其实手机上完全可以设立这样一种个人的应用,比如你每天走路一万步,骑自行车五公里,没有坐车等,都可以记做你个人的碳信用,从而抵消消费。同时APP上还可以加入一些绿色投资项目,个人可以去投资,也就是方便个人参与这种绿色金融。关于绿色金融跟个人的关系,这方面我们的一些畅想,海外都已经出现了,目前国内没到这个接到,但是未来会出现。海外还有使用卫星数据来支持碳汇交易平台等创新应用,国内的机构都值得去借鉴。
我们国内也有若干应用案例,比如重庆建立自己的绿色金融大数据综合服务系统,湖州建立绿带通、绿信通等。这些都是以科技来赋能绿色金融的平台。这些平台数据信息的颗粒度都足以支持绿色信贷、绿色项目。还包括能化的识别环境效益测算等功能都已实现。企业方面,比如平安银行的平安绿金大数据智能引擎就融合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多方面的前沿技术,实现了对环境污染、环境污染源、气象环评、信访等多维数据的实时监测。再比如人保财险等保险公司,通过大数据、现代测绘系统、地理信息技术等挖掘深层次的巨灾信息,从而去辅助巨灾保险等实现高效的理赔。还有公司用卫星云图、无人机采集庄稼的受灾状况,加速自己的理赔。
所谓的金融科技其实就是应用于金融领域,引入前沿科技,降低交易成本,优化交易流程的科技体系,体现了金融科技对绿色金融的助推作用,利用金融科技辅助绿色金融实施。除了政府、保险公司等,现在还有一些金融机构通过金融科技手段去采集ESG数据来支持对客户的ESG评价,所以金融科技跟绿色金融其实是相辅相成发展的。
金融科技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技术支撑,而绿色金融为金融科技提供新的应用场景和发展引导。金融科技在过去缺少评价客观风险的应用场景,而绿色金融恰好提供了这样的场景。今后,中国的金融科技企业跟金融机构可以从多方面来拓展金融科技在绿色金融领域的这种应用。比如运用金融科技对绿色资产进行识别、贴标,对环境效益来进行测算,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实现绿色金融业务数据的报送管理、统计分析、业绩评价、风险监测等。通过大数据平台进行环境测评、环境监测、预警处理,依托人工智能完善企业的个人客户绿色画像,提升客户的识别和穿透能力。利用区块链技术对底层资产进行记录,从而在发行绿色低碳产品的时候降低成本。运用物联网区块链技术获权的记录,还有个人绿色减碳消费行为数据等形成个人碳信用化,促进支持绿色低碳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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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 绿色金融和普通人有什么关系
“绿色金融跟人人都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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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绿色金融,不同的组织机构给了不同的定义,但是无论是什么定义,它都有一个共同的导向——投向于绿色产业和清洁能源产业,提高清洁能源的利用,减少碳排放,减少垃圾的产生,倾向于健康的和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所以绿色金融的定义就是一切专注投入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产业的金融活动和服务以及对应金融监管体系。从金融工具上角度就包括绿色信贷、绿色股权投资、绿色基金、绿色债券、绿色保险。
举个例子,绿色债券,债券发行方投入的项目必须有助于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整个流程受到监管,监管的目标就是不能偏离绿色投资导向。绿色股权投资就是投资人对项目考察的目标为是否符合监管部门所要求的绿色低碳,而绿色信贷则会有一个完整的绿色信贷投资目录,绿色贷款则是有助于能源清洁利用、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可以贷,反之则不可。绿色保险是指所有关于自然灾害的保障,以及对自然灾害可能导致的次生灾害进行风险管理的保险,包括农业保险等。
从监管的角度,就是制定绿色产业目录,在绿色产业目录内投资的叫做绿色金融。制定项目目录,投入绿色项目的金融活动,并为这样的产业去提供服务的金融活动是绿色金融。还要提供项目或者企业机构或者是银行等在绿色金融活动当中的信息披露机制,以及信息披露标准,将这些综合起来,都把它叫做绿色金融。
绿色金融和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金融可以根据投向产生若干种分类,比如科技金融、文化金融等。这些金融我们有可能不参与,但绿色金融是和人人有关的。比如你买电动车,电动车的生产厂商对它的投资就属于一种低碳绿色投资,这种电动车的应用未来会成为大趋势,那和我们都有关系。我们在投资过程中强调低排放、低耗能、低污染,这也是和我们的生活以及生活的环境紧密相关。所以,绿色金融从直接间接都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种种积极健康有益的影响。只要你关注金融,你就应该关注绿色金融。
嘉宾简介
戴稳胜,中国人民大学精算学博士,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中国保险研究所互联网保险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金融定量化分析与计算专业委员会委员。主持参与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科基金等在内项目十多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六十多篇。多次获得中国人民大学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近年来的研究兴趣集中于金融风险管理、国际金融与流动性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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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整理 徐诗惠
编辑 杨尚儒
责编 李锦璇、蒋旭
栏目策划、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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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成立于2009年12月20日,是专注于货币金融理论、政策与战略研究的非营利性学术研究机构和新型专业智库。研究所聘请了来自国内外科研院所、政府部门或金融机构的9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担任顾问委员、学术委员和国际委员,80余位中青年专家担任研究员。
研究所长期聚焦国际金融、货币银行、宏观经济、金融监管、金融科技、地方金融等领域,定期举办国际货币论坛、货币金融(青年)圆桌会议、大金融思想沙龙、麦金农大讲坛、陶湘国际金融讲堂、IMF经济展望报告发布会、金融科技公开课等高层次系列论坛或讲座,形成了《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天府金融指数报告》《金融机构国际化报告》《宏观经济月度分析报告》等一大批具有重要理论和政策影响力的学术成果。
2018年,研究所荣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院属研究机构奖,在182家参评机构中排名第一。在《智库大数据报告(2018)》中获评A等级,在参评的1065个中国智库中排名前5%。2019年,入选智库头条号指数(前50名),成为第一象限28家智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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